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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國人過端午，劃龍船，吃粽子，紀念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，已經有了兩千多年的歷史。新中國成立後，詩人們還常常在這個節日集會談論詩學、交流創作，並把這一天視為詩人節。這種紀念活動，顯然包涵著一種緬懷與尊重民族文化傳統的意義。
　　文化的發展與創新是不能割斷歷史的。這個道理，中外先賢有過許多人所共知的論述，這裡不必徵引了。新時期以來，文化（特別是文學藝術）工作領域由於西方現代、後現代思潮的涌入，民族優秀傳統的繼承與發揚相對地削弱了。對此，中央領導同志是有所警示的。黨的十八大報告就明確提出“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”的任務。最近一段時間，文藝工作者對此有所體悟，各地報刊已經陸續發表這方面文章，《文藝報》還特別闢出“文學傳統的當代弘揚”專欄，現正處於熱議之中。
　　中國是一個富有深厚詩歌傳統的國度，中國古典詩歌的輝煌成就，堪與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媲美。令人遺憾的是，在現當代各類文體創作中，新詩對優秀詩歌傳統的弘揚卻顯得甚為薄弱。此事說來也不奇怪。中國的白話小說創作宋元話本就開始了，而白話新詩卻是“五四”新文化運動的產物，突破舊體詩詞格律是很自然的。可惜的是，隨著白話代替文言，古典詩歌傳統中從內容到形式的許多合理內核也一併拋棄了。竊以為，這正是毛澤東1965年《致陳毅》信中所說“用白話寫新詩，幾十年來，迄無成功”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又是半個世紀過去了，近百年的新詩歷程中，實事求是地講，“成功”之作並非沒有，但像某些唐宋詩詞那樣在群眾中口耳相傳的確實不多。一段時間以來，不是有人說“現在寫詩的比讀詩的還多”嗎？這雖然是笑談，但也說明新詩創作尚未真正解決好“為群眾”以及“如何為群眾”的問題。
　　新詩的出路在哪裡呢？眾所周知，毛澤東同志上世紀50年代就提出過“在民歌和古典詩歌基礎上發展新詩”的主張。筆者愚見，新詩創作要走出困境，有必要進一步學習、領會毛澤東的上述觀點，重新審視中華古典詩歌優秀傳統，從中吸取有益的養料。
　　新詩要表現個人情志，追求理想，更要“接地氣”。中國古典詩歌有《詩經》、樂府民歌開創的現實主義傳統，也有屈原、李白所代表的浪漫主義傳統。錶面看來，二者確有或執著於現實、或痴迷於理想的區別，但從深層本質上考察，兩派詩人的創作又都表現出緊貼時代和人民、關註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的共同特點。寫出《三吏》、《三別》等典型現實主義作品的杜甫，在茅屋為秋風所破的困厄中，還做著“安得廣廈千萬間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”的美夢；一生為追求光明和理想而上下求索的屈原，也留下“長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艱”（《離騷》）、“願遙起而橫奔兮，覽民尤以自鎮”（《抽思》）的詩行。說到底，他們都是“窮年憂黎元，嘆息腸內熱”的憂國憂民派。當代詩人雷抒雁的一曲《小草在歌唱》曾使多少讀者動容啊！事實說明，詩歌創作唯有既抒發理想又寫出人民大眾的苦樂悲歡，才能真正光耀古今，流傳永久。
　　新詩須求精粹，在錘煉上狠下功夫。深諳詩歌特點的毛澤東在談到新詩創作時，提出過“精煉、大體整齊、押韻”的意見。“精煉”二字是對古典詩歌傳統的高度概括。詩歌要寫得“精煉”，詩人必須下苦功錘煉，所謂“二句三年得”、“語不驚人死不休”等等，講的正是錘煉的功夫。錘煉不僅表現在個別字句上，也表現在整體的謀篇立意之中。清人潘德輿《養一齋詩話》說：“先取清通，次宜警煉，終尚自然，詩之三境也。”“三境”之中的“警煉”，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“精煉”了。詩歌創作唯有臻於此種境界，才能造成含蓄之美、蘊藉之美，才能富有悠長的韻味。疏於精煉乃是當今許多新詩帶普遍性的缺點。有些新詩實在不過是一種散文勉強地分行排列。這種如散文一樣直說的詩作，書面形式上的“大體整齊”自然顧不到了。
　　新詩還要重視節奏和音韻。傳統民歌、古典詩歌可頌可吟，這是漢語詩歌的獨特優勢。漢語是有聲調的語言，漢語四聲約略等同於四度音階，本身就是富有音樂感的。漢語四聲又可大體分為平、仄兩種聲調，平聲高昂、響亮，仄聲低回、短促，寫作如能按一定規則交替運用，即可憑其聲調高低、升降、長短的變化，使語言獲得某種節奏感，形成抑揚頓挫的音樂之美。漢語發音由聲、韻兩部分組成，詩歌創作將韻母相同的字放在各句句末，即可造成押韻。押韻的語句讀來琅琅上口，易誦易記。古代詩人就是利用這種語言特點，經過反覆實踐，創造出多種極富形式美和音樂美的詩歌樣式。新詩創作當然不必、也不可能照搬舊體詩詞格律，但適當吸收其註重音韻和節奏的經驗，不是大有益於新詩的傳誦和普及嗎？詩歌畢竟是語言的藝術，漢語的獨特優勢為什麼不讓其充分發揮呢？
　　（作者系重慶第二師範學院教授）　　（原標題：新詩如何面對傳統）